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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，也就是后来的长征。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，中央苏区不能不派部队留守，一是要对苏区老百姓有交代，这是个政治问题。二是一些老弱伤残人员无法随主力红军行动，得有组织有领导。三是保卫自己，牵制敌人。

留下来的人肯定是凶多吉少，随主力红军转移的人则安全很多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人员去留的决定权主要在博古、周公和李德手上，特别是博古和周公。当时决定留下来的领导人有项英、瞿秋白、陈毅、何叔衡、刘伯坚、龚楚等人，虽然大家知道留下来会九死一生，但得服从命令听指挥。陈毅当时负了伤，他希望随主力红军转移，周公做了他的工作，要求他留下来，他服从了。

教员的去留当然也是个问题，中央当时是国际派掌权，教员其被打压的，早就失去了权力。有传言说中央当时是不准备带教员走的，是教员拿出了红军当年埋藏的大量财宝作为长征的军费，换得了随中央一起长征，且共产国际也来电要求必须带上教员，博古等才决定带上教员。其实真相并非如此。

1934 年 6 月中旬，政治局书记处博古、项英、周公、洛浦做出决议，中央红军要转移去湘鄂西，并报国际批准。教员听说后，找到总书记博古，表示他不同意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，他劝说博古，中央红军要坚持留在中央苏区不能走，理由是这块根据地是苏区军民五年多艰辛创业建成的，大小战斗几十次，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，来之不易，现在撤离是背叛，是右倾逃跑主义。并说他当年率红四军一千六百人进赣南，现在老底子已牺牲了近千人，他不能对不起死去的烈士，既便你们要走，我和老部队不走，你们怕和蒋介石正面交锋，我不怕，我在这里人熟地熟，不怕堡垒战，决不右倾逃跑。

博古问他：那你用什么办法破蒋介石的围剿呢？

教员说：办法就是打圈圈 。

他建议中央红军从会昌出发，经高排、渡桃江、取南康、崇义，越过罗霄山南段进入湖南，攻汝城、资兴、来阳，跨过粤汉路，进阳阴山北端的水口山一带休整。这样把围困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引走，解苏区之围，同时找机会消灭尾追蒋军的一部分，杀伤它的有生力量。然后，中央红军可以向南取嘉禾、宜章、南雄、返回中央苏区。总之，用兜圈子的办法，把敌人主力引开，化解敌人的围剿。

博古说：既然是兜圈子，为什么你总爱在湘中、湘南兜呢，兜来兜去总兜不出蒋介石的手掌心，总是在蒋介石中央军的控制范围内兜，为什么不兜远些，兜到湘鄂川，兜到黔北去呢，那样就跳出了蒋介石的手掌心，中央红军就增加了自由度。原因就在于你舍不得离开你曾经为之付出心血的赣南、闽西，在你思想深处总把赣南闽西看成是你的“私人领地”，其实即使你不在赣南，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照样可以和敌人打转转，兜圈子，保卫根据地的。这你就用不着担心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打败蒋介石，建立新中国。

博古一面说， 一面拿出一份电报来：泽东同志，这是四方面军发来的电报，其中提到，他们在 1932 年 10 月初，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后，越过平汉路，向西突围，战转三千里，于 12 月初到达陕南边，当时只剩下一万四千人，但因为脱离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，面对的敌人换成了四川军阀，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和创业，打败了军阀田颂尧、刘存厚、杨森、刘湘等，现在已发展壮大到四个军，六、七万人，开创了川陕根据地。这难道不是一个鲜明的佐证吗？

教员听后默然无语，他只是被暂时被说服了。

9 月下旬的一天，博古接到项英连夜派警卫员送来的信，内称：教员离开了养病居住的云石山古寺，于9月 16 日傍晚，秘密来到于都，和正在集结待命的一军团干部频繁接触，还召开了二次座谈会，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，劳累过度病到了，发高烧不退，请中央派傅连璋大夫速来。

10月初，教员病好后，突然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，连夜赶路送来一封信。信内提出：他要留在中央苏区，和陈毅一道上山打游击，中央机关里的老人、孕妇、重伤病员以及不愿意跟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人，都可以给他留下来，但他要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留下，并说一军团里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愿意跟随他留下来。请中央批准。

信的结尾还做出保证，说二、三年后，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。

博古看完信，便找周公商议此事，周连连摇头说：不行，一是已经定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为主帅，现在要换成教员，项英的工作不好做，而且涉及到许多人都要变动，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项英亲自点名要的，现在重新调整，在时间上已不可能了；二是九军团抽走二十师后，只剩下十四师，连军团长罗炳辉也抽走，岂不是把这个军团解体，成了一个独立师？这个变动太大，牵涉整个大转移的部署，不能这么办。我明天去找教员谈一谈。

而博古担心的却是留下教员，他会不会故伎重演，占山为王，到时候羽毛一丰满又不听中央招呼，闹独立，所以当周公提出愿意去于都，和教员谈一谈时，博古便同意了。

第二天，周公一早就带上警卫员，冒雨骑马奔于都去了。第三天，周公回到瑞金，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：他同意随队转移了。后来博古的警卫班长罗正基听警卫员康念祥、陈年标说：周公和教员在于都城北外的赣南省省苏维埃政府驻地， 一直谈到深夜。连警卫员送水都不准留在屋里，送完水就得出屋，四个警卫员戴着蓑帽，披着蓑笠，在屋檐下冒着雨站了半夜，裤腿、鞋袜、绑腿全淋湿了。

教员要求留在江西苏区打游击，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，他是一个不畏艰险，胆气十足的人。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，很多共产党员遭到杀害，中央为了保护干部，将活动转入地下，对于像教员这样在湖南“名气”很大的农运领袖，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，防止土豪劣绅对他进行报复，准备把他派往四川。但教员坚持要求回湖南，体现了他的大无畏精神。那个时候教员都不怕，更何况现在还有二三万部队，在他一手建立起来江西的苏区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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